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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承正：“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感悟《向北方》緊跟共產黨         2024年11月28日14:18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回望來時路，歷史的長河中總有那些關鍵時刻與非凡抉擇，如同璀璨星辰，照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途。閑暇之余，閱讀了李紅梅、劉仰東合著的《向北方》一書，該書通過翔實的歷史資料，全面系統地展現了在中共中央指示和部署下，中共香港分局和華潤公司等機構組織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代表，從香港北上解放區這一恢宏的歷史壯舉，恰似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讓我們得以近距離感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一群有理想、有抱負的民主人士與愛國力量，如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以非凡的勇氣與智慧，作出了“向北方”“去找毛澤東”的堅定選擇。該書許多歷史畫面、著名人物、精辟論斷都給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也啟發人深省和感悟。書中“云南王”龍云那句擲地有聲的“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澤東”，不僅是對個人信念的堅守，更是那個時代眾多仁人志士共同心聲的回響，它跨越時空，至今仍激勵著我們在新時代的征程上，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此路走不通”：歷史的挫折與轉變

對抗日戰爭之勝利，全國各界人士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并且在戰后形成了以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國民黨等三大政治勢力，在相互牽制中促成了“重慶談判”和“雙十協定”，形成了在“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框架下的“和平民主”。但是隨著蔣介石集團撕毀“雙十協定”發動內戰，中國又面臨著向何處去的歷史抉擇。當時以各民主黨派為代表的“中間勢力”逐漸形成了走“中間道路”（不同于國共的“第三條道路”）的主流意識——以“舊民主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和平改良”與“和平革命”為手段、以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目標的“中間路線”。在錯綜復雜的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對于參加中共提倡的“新政協”和接受中共的領導，經歷了一個觀望、彷徨、接受、緊跟的過程，最終在“中間道路”“此路走不通”的情況下，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新民主主義道路。如民革領導人李濟深1948年9月10日給朱學范的信中說：“今日國內畏懼共產之念尚多”；為此提出“此聯合政府中共占重要成分，其他各黨派與中共占平等地位。”直到當年年底才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多次邀請，在何香凝等人曉以利害的力勸之下，從猶豫遲疑之中解脫出來，離港北上參加“新政協”。民盟中央委員葉篤義曾在其回憶錄《雖九死其猶未悔》中敘述了民盟自1947年被迫解散后，從一個走所謂第三條路線的中間派，逐漸轉變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民主黨派的過程。他們在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政權、是否接受中共的領導、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系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見，有的就曾商討起草向中共的建議書；在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的重要關頭，有人呼應蔣介石之《新年文告》，發出“呼吁和平”的主張。這些就是當時“中間道路”動向的一個寫照與縮影。

其實，早在1930年8月，國民黨左派領導人鄧演達就成立過“第三黨”即“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企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后謀劃走“中間路線”的“第三條道路”，既被共產黨所拒絕，更被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所鎮壓；各民主黨派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之后重新提出走“中間路線”的“第三條道路”，再次為國共雙方所否定，為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所鎮壓。“中間路線”之“此路走不通”，這就是歷史的宿命。隨著“形勢比人強”，人們在丟掉“中間路線”幻想、接受中共領導（“緊跟共產黨”）方面也漸趨一致，如“向北方”的55位民主人士就發表聲明，明確表態擁護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其中：

民聯領導人譚平山表示：“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共產黨身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

民革領導人李濟深表示：“我既下決心并來到了解放區，這一行動就表明了擁護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新中國”；

民革領導人朱學范表示：“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

民革蔡廷鍇等人說：“中共之偉大超乎理想之外”；

無黨派人士郭沫若表示：“中國革命是必須由中共堅強領導的”。

……

“去找毛澤東”：信仰與選擇的力量

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力量能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本身就說明了中共及其領導核心毛澤東的偉大（“去找毛澤東”就是長征途中黨內與紅軍內部逐漸形成的強烈共識）。當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年（1948年），敏銳地發現“人心動向變了”的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明確提出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由此拉開了中共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新中國“建國大業”的宏大序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也就把部署和護送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解放區、參與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的政治任務擺上了重要議事日程。在這個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大智大勇，讓人們感佩不已。特別是針對蔣介石1949年《新年文告》的蠱惑，毛澤東及時在《人民日報》發表新年獻詞，發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有針對性地為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出了一道選擇題：面前有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同時，更加重視統一戰線工作和策略，剛柔相濟、軟硬兼施、雙管齊下，取得良好綜合效果。如毛澤東親自向李達致信：“吾兄乃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盼兄速來參與經營。”李達受到毛澤東高超的統一戰線策略的感召，情不自禁地說“天就要亮了啊！”他“向北方”一到解放區，就迫不及待“希望看望潤之同志”。這是當時許多標志性代表人物“去找毛澤東”的一個縮影。就這樣，出現了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群龍”“俯首甘為毛澤東”的情景：

宋慶齡專門復函毛澤東等人表示“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你們的事業”；民革領導人李濟深致電毛澤東等人表示“貴黨領導中國革命，路線正確，措施允當，符全國人民大眾之需要，乃獲今日偉大之成就，無比欽佩”；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人聯名致電毛澤東等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綿薄；今后一切，佇待明教”；華僑領袖陳嘉庚說：“國民黨政府是一個沒有希望的政府，而毛澤東則眼光遠大”；洪門耆老司徒美堂則以《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原來對共產黨了解不多……沒想到，毛主席這樣平易近人，民主協議的精神對我教育很深”；詩人柳亞子作詩確認“人民救主推毛氏，鬻國元兇恨將酋”……

正是在毛澤東的偉大人格與共產黨的偉大“黨格”的感召和吸引下，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最終在丟掉“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面達成一致，從而奠定了中共領導、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共建新政協、新政權、新中國的政治思想基礎。這也表明中共的領導地位與毛澤東的領導核心，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民心所向、眾望所歸。實踐已經證明：毛澤東主席確實偉大！“去找毛澤東”確實正確！

“向北方”：民主黨派的抉擇與歸途

組織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大道同行”“向北方”，集中體現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高瞻遠矚的政治智慧、海納百川的政治胸襟、超凡卓絕的政治能力。正如周恩來所說的，“五一口號”不是宣傳口號，是行動口號。這個行動即護送民主人士從香港北上解放區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落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肩上，他們因此開始了一段“興奮與擔心交并”的時期，并以高超智慧、高深韜略、高明舉措彰顯了中共統一戰線的巨大魅力與能量。他們用一年左右時間將聚集在香港的各方面標志性、旗幟性的代表人物1000多人護送到解放區，其中自“五一口號”發布后由香港北上到解放區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產業等各界代表人士至少177人出席了“新政協”，占組成人員的相當大比例，其所宣示的“眾星拱北、萬水朝東”的“北上”政治意義更是影響巨大。他們的付出是巨大的，但他們的工作和事業是偉大而光榮的，也給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留下了“中共黨員尤能以身作則，發揚高度自我犧牲的英勇精神，為民前鋒，不辭勞苦”的深刻印象。《向北方》一書中諸如未雨綢繆、準備北上、“粉墨”登船、一段插曲、“金蟬脫殼”……“小標題”所反映的“向北方”的艱難歷程，更加襯托和凸顯了“向北方”組織工作的錯綜復雜與出色精彩，也同樣“鐫刻在共和國的記憶里”。

而那些“向北方”“知北游”的人們，以一路北上的所見所聞，使他們發生深刻的思想洗禮和認識轉變：

馬敘倫作詩“何來此彶彶，有鳳在岐鳴。”

郭沫若作詩“棲棲今圣者，萬里赴鵬程。”

葉圣陶在北上之“華中輪”上以莊子名篇《知北游》出謎語，自詡這也是一次“知北游”——知識分子的“向北方”運動。

詩人臧克家朗誦詩曰“我要快樂，我要歡呼，我要歌唱”——“一到解放區，不但人的作風大不同，連天地的顏色也似乎兩樣了。”

李章達在《華商報》刊登《新中國光芒萬丈》一文，形容新中國“正如旭日初升，她給予每個中國人民以溫暖。”

國民黨和談代表黃紹竑賦詞曰“北國花正開，已是江南花落。”

李濟深到北平后的一次談話代表了眾多民主人士的心聲：“我深信，中國的革命在中共領導之下是必然成功的，民主的新中國是必然實現的。我進入解放區，自大連以至哈爾濱，所目睹的各項民主建設突飛猛進的事實，還有我們的朋友來自關內解放區所見所聞的事實，都是有力的證明。”

而福建籍作家司馬文森寫下《北行書簡》11篇報告文學發表于《文匯報》——“我所要記錄的，只是我那不可抑制的激動的心情”。其中《毛澤東，我們的親人！》《一群真實、智慧而有光輝的人們》《攜手在為人類幸福的斗爭里面》等，從一個側面反映和印證了中共和毛澤東的偉大、組織“向北方”工作的光榮、“知北游”抉擇的正確。

通過閱讀《向北方》一書，感悟“知北游”那段歷史，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優越性，來自于歷史的選擇，也經受了歷史的檢驗。由此也更加堅定了作為一名年輕的民革黨員永遠緊跟共產黨干事業的決心與意志，愿意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