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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實業計劃》看孫中山的經濟建設思想         2025年06月04日16:00

《實業計劃》中的經濟建設思想，生發于孫中山對民生主義的理論調整、對民國初年政治生態的理解、對自由放任型經濟自由主義及其弊端反思的基礎上。孫中山在《實業計劃》成書前后的經濟建設思想，糅合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主張，在世界范圍內較早提出了經濟領域的國家干預，是“集合中外精華”的新社會發展理論的再創造，是作為建設者的孫中山思想結晶之一，這在20世紀初的世界經濟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民國初年孫中山從革命者到建設者的轉變

從孫中山思想演化的角度來看，《實業計劃》是孫中山在民國時期的經濟建設思想的重要體現，是孫中山在民國初年從革命者轉變為建設者后的思想產物。

學界目前關于孫中山《實業計劃》的研究已經較為充分，但是目前尚無把《實業計劃》置于孫中山思想轉變的歷史脈絡中論述其建設思想價值的專題研究，對于《實業計劃》中孫中山經濟建設思想的萌芽及孫中山建設者立場確立的思想史意義的揭示尚不充分。

二次革命后，孫中山等人不得不東渡日本避難。雖然孫中山也曾以護國護法、組建中華革命黨相號召以試圖重新確立民主政治的政治方向，但皆以失敗告終。直到1918年，孫中山仍處于一籌莫展的苦悶時期。

民國初年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革命黨人期待的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尚未實現，而“平等自由”在政學界和社會中的“流弊”已經泛濫而導致的。民國初年“代議政體”在中國實施后造成的大批“有錢就賣身”的“豬仔議員”，使孫中山發覺“外國的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因而孫中山明確意識到，照搬歐美之法來建設中國民主政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孫中山首先對傳入中國的“自由”觀念進行了反思。孫中山在總結二次革命失敗教訓時反復強調，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當時黨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孫中山在重申“自由、平等、博愛”是民權之根據的基礎上，一反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大力提倡，開始思考提倡個人自由平等是否有助于民主革命目標實現的問題。孫中山采取的解決辦法就是把自由觀念從個人身上轉而賦在國家上，使革命的口號從爭自由轉變為爭民權。孫中山提出自由“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要“犧牲一己之自由平等，為國民謀自由平等”。這就從“自由”觀念入手，開啟了反思中國自由主義的思想閘門。

孫中山對自由與秩序的關系進行了反思。孫中山對自由與秩序兩個方面都采取了折中的取舍立場：“政治里面有兩個潮流，一個是自由底潮流，一個是秩序底潮流……自由太過，則成為無政府；秩序太過，則成為專制。”這就放棄了之前“數千年之專制政體，既可推倒，則昔日之政策之心理之習慣，何嘗不可推翻”的革命者的破舊姿態，在“自由平等”觀念方面走上了反思調整的道路。

對于孫中山完成上述思想轉折，最終是為了探索建設的道路。有學者從中國政治思想演化的角度指出，“（孫中山）試圖找到一種將人們重新維系起來的工具，使中華民族增強其主體精神。”總的來看，無論是孫中山晚年對達爾文主義社會歷史哲學的批判開始來褒揚儒家政治哲學，還是基于維持團結、恢復民族自信的政策出發而提倡儒學，或者從整頓政黨以提高組織力，其動因皆是始于反思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實踐，進而試圖尋找“建設國家的方法”，即建設中國本土化的自由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方法。

《實業計劃》與孫中山經濟建設思想的生發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后從革命者轉變為建設者，這就為《實業計劃》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礎。需要指出的是，孫中山在重塑“自由”觀念及自由主義的理論面貌時，已經初步提出節制資本、發展國家資本來制約市場經濟與大資本家等主張。對諸如此類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原則試行于中國的經驗教訓，孫中山進行了基于實踐基礎上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正是孫中山在民國初年形成基于中國實際的經濟建設思想的出發點，也是《實業計劃》中諸多具體的建設主張的初步醞釀。

孫中山在民國初年對推行三民主義由側重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革命，調整為振興實業和側重民生主義建設，為《實業計劃》經濟建設方案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后主張“結束專制、創立民國”即是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的實現，因而非常樂觀地認為“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基于此前定立的民族、民權革命目標，孫中山反復表示，“三月以來，南北統一，戰事告終，造成完全無缺之中華民國。”“今滿政府已去，共和政體已成，民族、民權之二大綱已達目的。”基于這一認識，孫中山在民國初年調整了三民主義的具體實踐指向：“民族主義，為對于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民權主義，為排斥少數人壟斷政治之弊害；民生主義，則排斥少數資本家，使人民共享生產上之自由。”孫中山對三民主義實踐方案作出調整后，就在政治方面讓渡了政治權力于北京臨時政府，專注于民生主義的鐵路、礦業的考察和建設。這一時期孫中山在全國多地對鐵路、礦業等方面的考察，是《實業計劃》六大計劃中的開發北部、中部、南部資源，建立全國的鐵路和航道網絡規劃的認識基礎。

孫中山深入思考了民生主義和民權主義的關系，認為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體系中處于更為基礎的地位。孫中山在后來進一步解釋這一觀點，“社會的文明發達、經濟組織的改良和道德進步，都是以什么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為重心。”而“實業根本既定，民生事實方能發生”，因此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提到《實業計劃》的目的之一，即是通過利用外資等手段實現“實業發達，民生暢遂”的目的。孫中山在著述《實業計劃》的具體內容時，也把“必應國民之所最需要”列為重要原則。

孫中山敏銳判斷了民國初年國內的具體政治生態和一戰結束后的國際環境，這是孫中山專注于《實業計劃》等經濟建設的現實政治依據。在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孫中山認為，“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大有設施。蓋內力日竭，外患日逼，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而政治上“大有設施”則必須在民國初年的政局過渡階段完結之后，在生產力即民生充裕之后。孫中山樂觀地規劃了新舊過渡階段的“十年之期”，“維持現狀，我不如袁，規劃將來，袁不如我。為中國目前計，此十年之內，仍宜以袁氏為總統，我專盡力于社會事業，十年以后，國民欲我出來服役，尚不為遲。”孫中山明確主張在袁世凱的“十年任期”內，國民黨人應在政治上與北京政府通力合作，指示國民黨員“宜以謀國家之公見為前提，不可一黨之私見相爭，應一心一德，以圖進行”，而在十年之后，才是國民黨人的用武之時。

同時，孫中山也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國際政局，適時提出了“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的主張。《實業計劃》的研究與發表，正是在“世界大戰宣告停止之日”，受美國總統威爾遜“以國際同盟防止將來之武力戰爭”的啟發。孫中山根據對于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精準預判，提出了“謀各交戰國之再造”“恢復其繁華與安適”的處境。而歐美各交戰國在戰爭時期的工業產品失去了原“銷場”而“無不覓中國市場”“消納機器之市場，又正戰后貿易之要者也”，孫中山視此為發展中國實業的有利國際條件。

孫中山在民國初年已經開始反思自由主義的經濟建設政策及其弊端，并初步提出了節制資本與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設想，為《實業計劃》的誕生奠定了經濟思想基礎。孫中山此時已經明確意識到，中國本是窮國，產業經濟不發達，經革命后“更成民窮財盡”“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這是中國有必要“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來進行“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的根本原因。同時，孫中山指出，英、法、美等國家“貧富階級相隔太遠，仍不免有許多社會黨想要革命”“如以為中國資本家未出，便不理會社會革命，及至人民程度高時，貧富階級已成，然后圖之，失之晚矣”。為了預先解決將來貧富分化導致社會革命的危機，孫中山在“平均地權”的基礎上又提出“發達國家資本”的主張，“一面圖國家富強，一面當防資本家壟斷之流弊。”

作為建設者的孫中山及其思想史意義

孫中山的一系列建設主張，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開創性貢獻。從《實業計劃》的幾點創見來看，孫中山的經濟建設主張具有以下意義：

作為建設者的孫中山反思歐美自由主義經濟建設模式、提出在中國要節制私人資本和發展國家資本，這實際上是在反思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在世界范圍內較早提出了經濟領域的國家干預。孫中山在民國初年思考實業問題和民生主義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反思歐美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弊端：“國家一切大實業，如鐵道、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私人獨享其利。英美初未用此政策，弊害今已大現。”同時孫中山也反思了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在中國的實踐弊端，明確指出“中國現在受歐美的影響，社會忽生大變動，不但是漸漸成為貧富不齊，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不齊”。這種貧富分化、地價不齊的現象就是由私人資本的逐利本質導致的。因而孫中山在此時已經明確反對私人資本的自由放任，提出國家資本的主張。

從世界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孫中山在20世紀初反思自由放任的經濟自由主義、創造性地提出“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并系統規劃了具有實踐可行性的實業發展方案，這是極具獨創性與預見性的思想創造。因而孫中山關于經濟建設與實業發展的相關主張及其思想史意義，應該成為當下關于孫中山社會發展理論及新三民主義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總的來看，孫中山能夠在經濟自由主義模式盛行的20世紀初敏銳指出其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弊端，并積極接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方案，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發達國家資本”的系列主張，創造性提出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一系列的思想探索基于以下事實：其一，孫中山在此時已經完成了從革命者立場到建設者立場的思想轉向；其二，孫中山能夠切身體會民國初年的中國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文化層面的發展現狀和弊端，并能夠對上述方面出現的不合理現象做出政策上的正向思考；其三，20世紀初的中國在思想生態上同時面臨自由主義的實踐困境、傳統儒家思想的艱難轉型與社會主義學說的熱烈傳播，如何在這一思想生態下探索中國建設道路是彼時的中國思想家面臨的共同課題，而孫中山提供了自己的方案。孫中山基于上述建設者立場所提出的系列方案的思想內涵、實踐價值及其思想史意義，仍需進一步深入挖掘。

（作者張道奎，單位：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來源：《團結報》5月8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