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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業計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宏偉構想         2025年06月04日16:00

1918年11月，孫中山開始寫作《實業計劃》，之后曾將該書的部分內容單獨發表。1920年出版全書英文本。1921年10月出版中文本，后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眾所周知，《建國方略》是孫中山先生順應世界潮流，立足中國基本國情，致力中華民族復興，建設近代化國家的總體規劃和設想。《實業計劃》是《建國方略》一書中最重要的內容，其篇幅占全書的二分之一。盡管《實業計劃》自問世距今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但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所論述的有關經濟發展、民族復興等內容，對我們今天從事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仍然具有極為寶貴的啟迪和借鑒意義。

《實業計劃》的時代氣息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始終站在時代潮流前列的先導者和思想先驅，《實業計劃》的制定，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鮮明的時代氣息。

首先，就當時的國內形勢而言，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創建了史無前例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過去，往往過于關注民初社會的各種亂象，簡單地認為民國的建立僅僅是“勉勉強強掛上一個空招牌”，這實際上是貶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極為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時代影響。正如孫中山所說，盡管共和革命和經濟建設困難重重，但我們“既不可以失敗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難而縮步，精神貫注，猛力向前，應乎世界進步之潮流，合乎善惡消長之天理，則終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正是秉持這種堅定的信念，早在1912年2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位后，就明確表示共和革命的基礎，需要發展經濟，振興實業來加以鞏固，并親自擔任全國鐵路督辦，冀以十年內修筑二十萬公里鐵路，作為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先導。

其次，就當時的國際背景而言，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歐美各參戰國工業將很快從戰時生產轉向重建生產，大量的戰時剩余生產力急需轉移民用工業。而貧弱的中國經民族、民主革命之后，百廢待興，需要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正可以成為吸納歐美各國過剩戰時生產力的巨大市場。

孫中山始終懷揣“振興中華”的美好理想，并畢生為之努力奮斗。不論是辛亥革命前為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政權而不懈浴血斗爭，還是辛亥革命后為護國、護法，反對軍閥獨裁統治而艱難奔走反抗，其最終目的就在于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幸福。因此，當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治，建立起中華民國，孫中山即認為：“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惟有民生主義尚未著手，今后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開始從事實業建設，以實現其民生主義，即人民幸福的理想。

正是對革命與建設辯證關系的充分理解，促使孫中山在積極從事革命活動的同時，就深入思考如何振興實業，發展經濟，以從根本上造就富強的新中國，真正實現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理想。辛亥革命后，《實業計劃》的偉大設想在孫中山的胸襟中自然即呼之欲出了。

令人遺憾的是，因傳統國度向近代社會轉型的艱難與曲折，孫中山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一直未曾獲得過穩定的國內外政治環境，來實現他憧憬的中國國際化發展的美好理想。

《實業計劃》的戰略構想

《實業計劃》的提出，距今已過去一個多世紀，但孫中山在其中所凸顯的、致力于民族復興偉大事業的戰略構想，仍然值得深思。

首先是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想。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最早考慮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先行者。《實業計劃》中最重要的就是關于經濟現代化建設中全局與重點的關系問題，也即我們現在所強調的經濟發展戰略問題。孫中山認為“實業之范圍甚廣，農工商礦，繁然待舉而不能偏廢者，指不勝屈”。

這里就有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想問題，對此，孫中山確信，中國要振興實業，首先要發展交通運輸，尤其是鐵路、公路交通建設事業。在孫中山《實業計劃》的六大計劃項目中，交通運輸被置于首位，且六大計劃項目中的前四項均談及交通運輸問題，分別是：第一計劃，建設北方大港；第二計劃，建設東方大港；第三計劃，改良廣州港；第四計劃，鐵路建設；第五計劃，工業的興辦；第六計劃，礦業的開采。而后之兩大計劃“工業的興辦”和“礦業的開采”也離不開交通運輸的基礎建設。

孫中山在論及經濟現代化建設時，曾把交通運輸比喻為人的手足，“人而無手足，是為廢人；國而無交通，是為廢國。”孫中山根據對歐美各國經濟發展的觀察，又總結出美國能成為全球最富之國的原因即在于修筑鐵路，“照美國發達資本的門徑，第一是鐵路，第二是工業，第三是礦產”。

值得一提的是，孫中山在四大有關交通運輸的計劃問題上，有三項計劃是港口建設，即在中國沿海分別建立三個世界第一流的港口——以唐山、天津為主的北方大港，以上海、杭州灣為主的東方大港和以廣州為主的南方大港，并設想以此三大港口群作為與國際接軌的交通樞紐，再通過鐵路網、公路網和縱橫交叉的河道、運河，包括沿海與內河各種規模的大小港口等聯結成鱗次櫛比而又暢通無阻的交通大網絡，一方面把現代化建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技術、人才，由海外及沿海地區引入內地，開發東北、西北和西南廣袤內地的豐富資源，以沿海帶動內地，改變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態。另一方面，把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國際市場緊密聯結起來，實現中國經濟國際化發展的偉大振興。

可以看出，孫中山這一經濟發展戰略構想對于我們今之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與實施顯然具有積極的啟迪意義。

其次是區域經濟有機整合的戰略意識。就世界經濟發展格局的時代態勢來看，盡管當前全球化發展趨勢出現一些反復與曲折，但全球性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為時代發展的潮流。就國內經濟發展形勢而言，區域經濟整合發展就更加明顯。在一個多世紀前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區域經濟整合的思想，但他在《實業計劃》中卻透露了這種區域經濟整合的戰略理念意識，這可是相當可貴的睿智先知之見。

再次是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技術和人才，致力共同發展，互惠雙贏的國際視野。

對比同時代的人來說，孫中山對國家的對外開放有著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他一貫堅決反對閉關自守的傳統心態和保守做法，認為中國“以前事事不能進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發達，則不得不持開放主義”。

正是秉持對外開放思想和寬廣的國際視野，孫中山主張中國振興實業，必須引進外資、人才、設備、管理方法和科學技術，“凡是我們中國應興事業，我們無資本，即借外國資本；我們無人才，即用外國人才；我們方法不好，即用外國方法。”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在堅持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技術和人才，以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孫中山始終強調，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等必須堅持“主權操之在我”“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此后中國存亡之關鍵，則在此實業發展之一事也，”強調“惟止可利用其資本人才，而主權萬不可授之于外人。事事自己立于原動地位”。

幾點思考

其一，孫中山是致力于民族復興的偉大倡導者、建設者。

自19世紀中葉清王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戰敗之后，面臨日益嚴峻的西力東侵與西學東漸的雙重挑戰，一代又一代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天職的仁人志士們艱難探索，尋覓能改變“落后挨打”狀況的救國之途。

孫中山的偉大之處就在于，雖然最初也將救國之愿寄托于清政府，但很快就認識到“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子民受制而無告。苦厄日深，為害何極！”直接把斗爭矛頭指向腐敗的清政府，認為要“振興中華、維持國體”，改變中國貧弱、任人宰割的現狀，只有先行推翻痼疾已深的封建專制帝制，別無挽救之法。“當今之世，中國非改革不足以圖存。但與清政府談改革，無異于與虎謀皮。因此，必須發動民主革命，推翻這個昏庸腐朽的政府，為改革政治創造條件。”這就是說，發動民主革命，推翻清朝專制統治是“振興中華”的前提和必要手段。

與此同時，孫中山對革命與建設辯證關系的充分理解，革命是“振興中華”的前提和手段，建設是“民族復興”的途徑和目的，由此，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精心擘畫氣勢恢宏的《實業計劃》，我們還可以稱譽其為“致力于民族復興的偉大倡導者、建設者”。

其二，孫中山是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探索者。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國際環境下，后現代化國家想要趕上，甚至超過現代化國家是很不容易之事，不僅要面對內部殘破貧弱的家底、外部國際壟斷資本的打壓，而且在理論和實踐上也早已失去通過自由競爭實現趕超，正常走上現代化的途徑。在這種情況下，后現代化國家如果不尋求符合自己國情、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化道路，仍然亦步亦趨，跟隨他人舊路蹣跚前行，是很難走出后現代化國家的困境的。孫中山對此亦有清楚的認識，他在《實業計劃》中明確指出：“發展中國工業，無論如何，必須進行。但其進行之方，將隨西方文明之舊路而行乎？然此舊路經，不啻如哥倫布初由歐至美之海程……與現行之航線取一直捷方向，則路程短于前時數倍者，不可同日語矣。”中國的發展要“取一直捷方向”，縮短與先進國家的距離。

孫中山認為，要做到這一點，一是“發展中國工業”。先進國家之所以物質文明進步，源于“工業革命”“講求機器之用”，而中國仍屬于“人力之用”的手工生產，自然在競爭中要落后于他人。二是改革開放，對外充分利用國際資本、先進技術和專門人才。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集中所需發展資金，迅速實現工業化。值得肯定的是，孫中山的“節制資本”并不是消滅資本，而是給私人資本留下足夠的發展空間，并且還由國家給予獎勵，其所獲利益以法律加以保護，這種做法顯然至今也符合中國的基本國情。因此，我們可以說，孫中山還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最早的探索者。

其三，互助互利，共同發展，構建“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孫中山當年在撰寫《實業計劃》時，曾不斷地對外宣傳，以擴大國際影響，爭取國際經濟的支持與合作。他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僅使中國得益，而且能給參與中國經濟建設的國家也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這實際上是一種互助互利，共同發展，爭取雙贏的做法。“此四萬萬人之中國一旦發達工商，以經濟的眼光視之，何啻新辟一世界？而參與此開發之役者，亦必獲超越尋常之利益，可無疑也。”而且，世界各國積極參與中國的經濟建設，還可以增進彼此間的友誼，“此種國際協助，可使人類博愛之情益加鞏固，而國際同盟亦得借此以鞏固其基礎，此又予所確信者也。”

孫中山心中一直存有一個充滿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天下大同”世界，而且明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應擔當的國際責任，即“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這個大責任就是“對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于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扶傾濟弱，平等互助，共同富裕，以達成“天下大同”的美好境界。因此，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華民族的復興富強對整個世界的發展都是好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因為“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互助互利，共同發展，“凡諸戰爭機器，——可變成和平器具以開發中國潛在地中之富”，世界競爭之激烈“商戰”將化為互助之“經濟大同”，今后“所謂商戰者，可永不復見也矣”。如此發展定能達至“天下大同”的美好境域。

正如孫中山所言：“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完成，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

（作者：黃順力；單位：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

（來源：《團結報》4月24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