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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濟深 ：清廉儉樸，不搞特殊化         2025年06月13日10:42

筆者曾有幸負責聯系服務民革中央顧問、百歲老人張克明先生，張克明談及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神情肅穆，言必稱“任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張克明曾在民革成立大會上被任命為宣傳干事。新中國成立后，張克明在民革中央機關工作，和李濟深接觸較多，1956年曾受民革中央秘書長梅龔彬安排，記錄李濟深口述自傳。張克明說：“我同任公接觸中，深深感受到他那寬以待人、嚴以律己的高尚情懷。他在口述個人經歷時，對自己要求很嚴，而對待別人卻很寬大，甚至對他的政敵也不挾私仇。他說，我們是為革命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對方覺悟了，愿意站到革命這一邊來，就可以捐棄前嫌。任公對自己的功勞和貢獻，表現得特別謙遜。他在《略歷》中全篇都用平鋪白描的文字，即使對煊赫的功業也不作任何渲染。任公對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有獨到的看法。他常常引用佛家的一個說法：要使一滴水永遠不滅，就要把它放在大海里。他認為自己即使作出了一點貢獻，可以留給后人思念，也不過因為自己是群眾中的一分子。個人不是神仙，不論是有名英雄還是無名英雄，只有在革命洪流中與人民群眾在一起，事業才是不朽的。任公畢生奔走革命，不治家業，所以沒有什么遺產。如果說有遺產的話，那就是他所心愛的一些書籍、古董和字畫。而這些東西，在他逝世之后，他的子女都捐贈給國家了。”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等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入北平，同前來迎接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合影。左四為李濟深。

清廉儉樸

李濟深年幼喪父，他在《憶母》一文中說：“猶憶濟深幼時，與吾兄往鄉塾讀書，衣履每破必補，雖舊必潔，常責以勤敏向學，無墜先業，日間所讀之書，夜必令熟習背誦而后已，是以濟深兄弟每日功課，師責背誦時，輒較他童為流暢，四五年間即讀畢四書五經，吾母教督之勞為多。”李濟深從小飽受儒家傳統思想的熏染浸潤和艱苦生活的鍛煉，勤勉向上的家風和母親的言傳身教成為他救國報國、心向光明的最好啟蒙，也形成了他清廉儉樸的作風。

中華民國成立后，李濟深雖身任要職，但他從不以權謀私或趁機撈錢，因俸祿不足，直到1921年才實現奉養母親的愿望：“辛亥革命，濟深微服赴滬，參與戎機，任粵東北伐軍師參謀長，民國成立，曾一度歸省，旋回京任軍學編輯局編修，俸給微薄，無力迎養。當民十之秋，以回籍省親，道出羊石，當時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仲元先生，堅約在粵任事，濟深亦以羊石離鄉較近，歸省迎養，均較便利，遂留粵服務，迭典軍要，謬膺重寄，始得迎母奉養。”

帶兵清正

李濟深副官肖韜章在《李濟深先生軼事》說：“李濟深帶兵除了公忠，就是清廉感人。雖身任師長，直至1926年至1927年間任了廣東省主席、廣州政治分會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等職，但對他自己，他的后代在廣東并無留下寸土片瓦，這在國民黨的大官員當中恐怕說得上難得的清廉了。我和龍飛群等人跟隨他三十余年，從未得到他額外資助。直到解放前夕，我的工薪實難于養活全家九口，妻兒子女只能住在鐵路邊上的三角茅棚里，靠租賃……佃田種菜，吃稀粥度日。李濟深知道我們的困境，總以孫中山先生的樸素精神與我們共勉。我們也感到在李濟深身邊工作，雖清貧艱苦，但精神上非常輕松愉快，不必負一切埋沒良心的包袱。李濟深終生視剝削生活為恥，故其樂也。”他的世侄陳遠圖回憶說：“九伯在舊社會當過大官，但他從不圖謀私利，任用私人。做過廣東省府主席、軍長、總指揮，在廣東完全沒有房產，要租屋來住。沒有提拔過任何鄉人做官，龍飛群跟了他一輩子，還是當侍從副官。”

在領導桂林抗日救亡活動時期，國難當頭，李濟深與民同甘苦。1942年，粵東、桂南遍地災民，挖樹皮、草根充饑，而國民黨統治集團則窮奢極欲。李濟深非常反感，他利用總理紀念周和一些集會揭露當時政府弊病，每談到“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實例時，總是淚流滿面，語不成聲。后來他發起了“飲食節約運動”，任飲食節約委員會主任委員，大力宣傳節約理念，嚴格限制官僚地主和資本家的浪費行為。李濟深以身作則、厲行節約，全家人經常以稀粥度日。一次，在一個飲食業大眾集會上，他要求全市飲食店擁護遵行這善舉，成千的飲食店代表被他的講話感動著，竭誠地接受了他的指示并矢志奉行。1943年，在李濟深支持下，桂林掀起了節約儲蓄運動，9月18日，李濟深寫了《節儲箴言》：“江海成大，細流不拒。節以制度，約以養廉，銖積寸累，集垤為山。溯彼倭夷，犯我巖邊。豺牙肆逞，星火燎原，國仇家恨，湔雪宜先。今日何日，愿共勉旃。”

嚴于律己

李濟深要求別人節約，他自己也過著布衣節約的儉樸生活。1942年后，汽油來源缺乏，他舍棄了汽車。每天，他騎一匹棕色的駿馬，馳騁往返于辦公路上。夜晚，市民們往往會看見一位穿布長袍的長者擠在熱鬧的市街上，看見的人就嚷：“這是李主任。”他和善地向市民點點頭，微笑著走了。李濟深的二子李沛金和盧荔蕾結婚，他登報聲明，不擺喜酒，把酒席費和親友饋贈的禮金捐獻勞軍，一時傳為美談。女兒李筱薇后來在民革中央舉辦的紀念李濟深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回憶道：“作為歷史人物的父親一生波瀾壯闊，但作為家長，他在我們眼里卻是那么‘普通’，用親情、愛心和言傳身教為我們樹立了榜樣。1940年初，父親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時值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他放棄坐汽車上下班，而改為騎馬，讓更多的汽油能用于抗日前線，并將兒子結婚時收到的禮金捐給受傷士兵。這種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的品質一直激勵著我。”

李濟深之子李沛鈺曾回憶說，“抗戰時期，有一位大商人，說是只要允許他借用父親的名義讓貨物從西江通過，他就可以每月送幾百塊大洋來，被父親一口回絕。父親在抗戰中曾救濟過許多人，而我們家當時常吃一種有紅有綠有黃的霉米飯。”

新中國成立前夕，李濟深在香港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他的家庭生活還需要朋友的幫助。新中國成立后，李濟深作為國家領導人之一，黨和政府給了他優厚的生活待遇，但他在生活上從不搞特殊化，全家始終過著儉樸的生活。國家給李濟深配的家具用舊了，按規定可以換新的。但每當秘書提出要調換家具或領新家具時，李濟深都不同意，因而從未換過。李濟深雖然每月工資有500多元，但家庭人口多，客人又多，每逢有朋友和舊部屬來看他，李濟深總要招待他們吃飯，還常常寄錢救濟一些生活困難的親戚朋友，因而每月工資總是不夠用。有關部門知道他經濟緊張，要給予補助，他總說沒困難，予以謝絕。為了解決家庭虧空，1952年，他派秘書去南京，將以前購置的鼓樓頭條巷2號的一幢房子以35000元舊幣的價格，賣給了南京市第十一中學。以后家庭有困難，他仍是不要國家補助。后來，在周恩來總理的關心下，國家發給他的補助金不通過他本人，直接交給負責經管他家財務的秘書。李濟深個人的生活一向非常節儉，不喝酒，也很少抽煙，平常在家就穿一件舊長袍。李濟深對家屬在生活上要求也十分嚴格，經濟上實行津貼制，夫人每月二十元，上大學的兒女每人每月十元，穿的衣服一律是布衣，外出只能乘公共汽車或騎自行車，不準乘坐他的公車。

在20世紀50年代末的困難時期，李濟深覺得對工作中產生的問題，不應該去埋怨任何人，而應該和中國共產黨及全國人民一道，團結一致，克服困難，共渡難關，為此他在院子里種了蔬菜，并親自參加勞動。同時他嚴格要求子女，決不允許他們有任何特殊化思想和浪費行為。一次，他的小女兒在學校扔掉一個饅頭，李濟深知道后，找她談話，以“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來教育她，并讓她寫出保證書，保證今后不再犯。

李濟深擔任民革中央主席十余年，在民革內部從不拉幫結派搞小宗派，他堅持兩條處事原則：一是對待自己的同志“一視同仁，任人唯賢”；二是處理事務“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他嚴于律己，不以權謀私，對子女要求嚴格，在他們工作、升學、畢業分配等問題上，從不走后門、搞特權。李濟深常對子女說：“你們以后的路子怎么走，完全要靠你們自己，不能靠家庭。你們現在一定要用功學習，要學到真本事，才能為國家出力。”在李濟深的嚴格要求和教育下，他的子女表現都很好，后來大都成為專家學者。李濟深去世后，家屬主動將“李公館”交還給國家。

蔡廷鍇的夫人羅西歐曾說：“李先生平易近人，當時社會上的三教九流大多慕名求見，他都一一會見，從不拒絕。就是建國后，他當了國家副主席和民革中央主席，也從不擺架子，善于聽取別人的意見，關心他人的工作和生活。可以說，他既是一位政治家、軍事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忠厚長者。蔡先生對李濟深尤為敬佩，他常說，‘任公德行在國內人所共仰’。”李濟深的這些令人尊敬的品質，使他不論在中央人民政府、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還是在民革和其他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中，都有很高的威望。

（徐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