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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前輩翁文灝：抗戰烽火中的“工業脊梁”         2025年08月08日10:08

1945年深秋，重慶臨江路的工礦產品陳列館里，一盞煤油燈靜靜燃燒，燈里是由玉門原油提煉的煤油。燈光穿過玻璃展柜，在斑駁的鋼錠上投下晃動的光影，旁邊磨損的鉆機齒輪與泛黃的礦砂樣本，無聲訴說著一個民族在工業廢墟上重建的艱辛。這些看似尋常的工業制品背后，站著一位鬢角染霜的學者——翁文灝。這位中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在民族危亡之際放下地質錘，以筆為劍、以廠為營，在西南西北的崇山峻嶺間筑起一道堅不可摧的工業防線，為抗戰勝利鋪就了一條充滿荊棘卻通向光明之路。

歸國后的翁文灝

廬山論礦：從學者到救國者的覺醒

1932年6月的廬山牯嶺，翁文灝身著長衫立于蔣介石面前，手指在大幅礦產分布圖上重重一點：“中國煤鐵礦產之質量，東三省幾占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而我國鐵礦為倭寇所占約百分之八十二以上。”

《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記載了這段對話的后續：6月17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6月18日，翁文灝再向蔣介石詳解中國礦產稟賦：“中國礦產所缺者為銀與鋼，而最富者為煤、為鉛、為銻、為錳、為鋁，各占世界之第一、第二、第三位。”蔣介石在日記中批注：“國家之經濟財政必先從開發礦產入手”，并贊嘆“翁泳霓誠今日中國需要之人才也”。6月19日，談及西北農產時，翁文灝直言：“西北土地雖廣，只可移民數百萬人為屯墾防邊之用，絕非如世人所理想者，謂可容八九千萬人移墾。”這番務實判斷讓蔣介石愈發賞識，在日記中稱其“始可謂有學有識之人，真不可多得也”。

那時的翁文灝，剛從周口店發掘現場趕回——他與步達生、裴文中共同揭開北京猿人之謎的工作正進入關鍵階段。但九一八事變的炮聲早已擊碎書齋寧靜，他在《獨立評論》上疾呼：“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1932年11月，國防設計委員會在南京三元巷成立，蔣介石任委員長，翁文灝擔任秘書長。就職當日，翁文灝將伴隨多年的地質錘擺在辦公桌最顯眼的位置，錘身上“地質調查所”的刻字已被摩挲得發亮——這是對過往的致敬，更是對未來的明志。

玉門鑿空：戈壁上的燃料生命線

1938年6月24日，重慶的梅雨季正濃，翁文灝接到蔣介石手令：“甘肅玉門油礦關系重要，飭即日派員開采。”他當日便調派四川油鉆探勘處工程師張心田“將前存鉆機選配二部，運送甘肅玉門地方裝設，趕速探勘”，并在電文中特別注明“每部鉆機需駱駝隊三十頭，穿越祁連山需時四十五日”。10月，又派嚴爽為主任，率員工“由陜遷運機材前往工作”，同時專門致電馬步芳：“酒泉玉門一帶勘探人員安全關乎國防燃料命脈，懇請令所部妥為保護。”

開發初期的艱難遠超想象。蘇聯承諾的新式鉆機遲遲未到，翁文灝在給資源委員會的密電中下令：“搜購國內舊鉆機，湘贛煤礦閑置設備優先調撥，拆卸時務必編號裝箱，注明零件匹配關系。”工人們用駱駝馱運設備穿越風雪祁連山，在零下20攝氏度的戈壁中“伐木運料，建造房屋”，甚至用羊皮筏子渡過結冰的石油河。1940年7月20日，翁文灝向蔣介石報告突破性進展：“在石油河區共鑿井七口，五口出油；平巷三座，二座出油。每月出產原油五萬加侖，煉成汽油一萬加侖，柴油二萬五千加侖”，并樂觀預計“本年九月起，每月可產原油十二萬加侖，煉成汽油二萬五千加侖、柴油六萬加侖，悉數用以開駛卡車，可行駛八十五萬公里”。

1941年10月的戈壁，一場驚心動魄的噴油改變了戰局燃料供應格局。第八井鉆至440米時，原油突然噴涌而出，“高達數十丈，壓力之大，油量之豐，不亞于世界重要油田”。據甘肅油礦局檔案記載，當時“油水泵開關被油氣沖毀，原油順井口直噴而出，經積極施救始將開關修好，至二十二日晨四時方告停噴，計噴油六小時約十萬加侖”。因儲油設備不足損失四萬加侖，工人們跳進冰冷的石油河，用麻袋和凍土壘起臨時油池，最終挽回六萬加侖原油。這場“戈壁噴油”的奇跡，讓玉門油礦成為大后方的“燃料心臟”。

至1945年，玉門油礦累計鉆井61口，產原油7866萬加侖，煉汽油1303萬加侖，占大后方汽油產量的90%。這些“戈壁瓊漿”通過西蘭公路輸往前線，支撐了西北軍車運輸。美國記者霍爾多·漢森參觀后在報道中驚嘆：“在這片看似不可能的土地上，中國人用意志煉出了勝利的燃料——每加侖汽油里都凝結著駱駝蹄印與鉆井工人的汗珠。”

20世紀40年代玉門的煉油廠

三年計劃：烽火中的工業藍圖

1940年3月21日，重慶防空洞的煤油燈下，翁文灝逐字修改《三年工業計劃》。洞外轟炸聲此起彼伏，洞內他筆下的數字卻愈發堅定：1940年至1942年度，國營民營鋼鐵產量需達5.88萬噸，軍用卡車年產1000輛，汽油346萬加侖，硝酸630噸、硫酸370噸，經費預算高達法幣2.0454億元、美金1079.3萬元。

這份計劃的制定充滿科學測算：“外匯之來源，悉賴財部籌發，自屬不易，計惟有提出部分出口礦產，以資抵付”，他算得精細：“每年出口鎢砂或錫三千噸、銻三千噸，所得外匯約四百萬美元，足夠購買煉鋼設備”。為突破運輸瓶頸，他在給蔣介石的簽呈中進言：“兵工器材固急，然煉鋼爐不運，炮彈原料何來？”最終爭取到滇緬路20%的運輸配額，專門運送工業設備。

計劃推行中遭遇滇緬路封鎖的重創。翁文灝在1940年10月的修正計劃中坦言：“越南禁運，存海防器材不克運入；緬甸禁運雖于十月重開，但軍品運輸擁擠，每月能運入之建設器材平均不及百噸”。他當即下令“凡國內能自制者，絕不依賴外貨”：在湖南，組織工人拆卸湘贛煤礦鉆機運往玉門；在昆明鋼鐵廠，指導工人用“土法煉鋼”，將廟里的銅鐘熔鑄成炮管毛坯；在重慶電工器材廠，鼓勵工程師用竹子纖維制造絕緣材料，使軍用電話機月產量從百部躍升至8000部。

1942年冬，當第一批國產卡車從中央機器廠駛下生產線時，翁文灝撫摸著車頭的“中國造”銘牌，想起三年前在倫敦考察時，外國專家的斷言“中國三十年也造不出像樣的汽車”。他在日記中寫下：“洋人能者，中國人未必不能，所欠者唯決心耳。”到1943年，大后方工業產值較1938年增長3倍，鋼鐵自給率達45%，為前線輸送了12萬發炮彈的原料。

礦砂外交：以資源為盾的大國博弈

1939年1月16日，莫斯科的嚴寒中，中國駐蘇大使楊杰將一份清單推給蘇聯外貿代表，清單角落標注著“翁文灝核”字樣：“鎢砂5000噸、銻3000噸，換取飛機200架”。這份清單的背后，是翁文灝主導的“礦砂外交”——抗戰時期中國獲取外援的關鍵籌碼。

據檔案記載，翁文灝為中蘇借款專門測算：“我方第一年應償還美金一千一百五十萬元。如以農產品與礦產品各半交付，則應運礦產品價值為美金五百七十五萬元”，并細化到“自二月至十月，每月約需購運鎢砂二百噸、純銻二百噸、錫二百噸”。他與孔祥熙商議后，確定“農產、礦產各半抵付”原則，既滿足蘇聯需求，又為中國保留糧食儲備。

1940年3月，翁文灝主導資源委員會與美國金屬準備公司簽訂“售鎢合約”，借款5000萬美元，以鎢砂作抵，7年還清，每年運鎢7000噸。當蔣介石擔心產能時，他從容回稟：“1939年至1940年度鎢砂產量約為一萬二千噸，再加促進可達一萬五千噸”，并分析“對蘇還債所需為四千八百噸，下年度最少尚有余額七千噸以上可供運美之用，現有存貨約五千噸可補急需”。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國急需鎢砂制造軍火，提出“1942年運鎢、銻各二萬噸”。翁文灝在給蔣介石的電文中據實力爭：“我國年產量僅1.2萬噸，勉籌七千至一萬噸”，同時強硬提出“美方需加價30%，并供給運輸汽油”。這場博弈持續三個月，最終達成妥協。據檔案統計，抗戰期間中國通過鎢、銻、錫等礦產品易貨，獲得蘇聯借款2.5億美元、美國借款1.79億美元，這些礦產被稱為“東方的戰爭血液”。

鐵骨錚錚：濁流中的改革微光

1940年12月的重慶，寒風卷著雨絲穿過街巷，翁文灝得知經濟部平價購銷處官員被軍統逮捕的消息，當即驅車前往行政院。他在給蔣介石的信中直言，“章元善向稱廉潔，蔡承新與平價資金無涉，若主管員司盡被拘押，平價業務將停擺”，并以辭職相脅，“職部復因主管員司不能辦事，深感督率未周，責有攸屬，故請辭去經濟部長本兼各職”。

這場抗爭最終促成蔣介石下令：“有罪者嚴懲，無辜者復職。”翁文灝在日記中寫道：“書生報國，不在爭權，而在護道——此道即國法與公道。”但翁文灝也付出了代價，孔祥熙派系借機散布“翁文灝包庇貪腐”的流言，讓他在行政院備受排擠。

1942年的空油桶風波更顯其風骨。玉門油礦因缺桶停產，軍政部卻“每只空桶索價三百元”，而礦局預算僅能承擔每只50元。翁文灝在給蔣介石的簽呈中痛斥：“各機關現存空桶當有百余萬只之多，除復興公司以少數裝運桐油外，現均不能運送國外，裝油內運。如能指撥六萬只交礦局利用，則政府收集之油桶既可用得其所，而該礦缺桶恐慌可以迎刃而解”。蔣介石下令“免費撥借”，雖最終僅到位半數且多為破漏桶，但這場抗爭讓翁文灝在日記中寫下“寧與腐惡抗爭，不向私利低頭”。

翁文灝還痛陳官場積弊，“各機關冗員太眾，滇緬公路運輸有副主任辦公室、監理委員會、中緬運輸局、西南運輸處等諸多組織，首長既同為一人，機關又何必紛立，徒增文書轉移之繁”，提出裁并重復機構的改革方案。這些嘗試雖多受阻，但他推動通過的《戰后工業建設綱領》，提出“國營民營并進，以民生為根本”，為戰后經濟建設留下了寶貴遺產。

1945年9月，翁文灝站在重慶工礦展覽會上，看著玻璃柜中陳列的玉門汽油、昆明電機、湘鋼鋼材，老淚縱橫。從1938年玉門油礦初創到1943年工業計劃會議，翁文灝以科學精準的規劃、不屈不撓的堅持，為抗戰筑起了一道堅實的工業防線。

（葉立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