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革命的長河中,有一位長期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朋友,他就是被周恩來譽為“黨外布爾什維克”的郭春濤。郭春濤是社會活動家、愛國民主人士,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副秘書長,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副秘書長,民革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他戰斗在隱蔽戰線上,以高超的智慧和驚人的膽略協助中國共產黨獲取情報,營救革命同志,策反瓦解敵軍,完成了一次次驚險而富有傳奇色彩的壯舉,為解放事業作出貢獻。
積極聯共反蔣抗日
1923年,在孫中山的影響下,郭春濤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1924年1月,郭春濤被北京地區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聯合提名為國民黨“一大”代表,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1925年春,郭春濤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由于他淵博的學識、非凡的工作能力和對孫中山的忠實信仰,隨后繼續當選為國民黨第三屆、第四屆中央委員。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民黨內部矛盾加劇。郭春濤堅持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參加國民黨左派人士的活動,反對國民黨右派,千方百計協助共產黨人的工作。1936年,郭春濤任川康綏靖公署秘書長。七七事變后,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率部出川抗日,郭春濤任第七戰區戰地委員會主席,直接參加了南京保衛戰。當時,國民黨政府下令放棄南京,撤退到武漢。在部隊撤出南京時,郭春濤巡視到長江岸邊,看見大批難民等待渡江,又看見國民黨政府在用船艦運送小轎車,當即下令停止運車。此時,艦隊負責軍官拿出國民政府調船限期撤出小轎車的命令。郭春濤當面撕了命令,大義凜然地對運輸隊長說:“人命關天,難民必須先撤走!”他命令所屬部隊繳了海軍護船隊的槍,把已裝上船的汽車全部推入江中,組織難民上船過江,安全疏散兩萬多難民。郭春濤甘冒風險拯救難民,一直支持到最后撤離時墜崖負傷,因此事他也遭到蔣介石記恨。
1937年冬,由于郭春濤長期以來一直堅持聯共反蔣抗日,蔣介石非常惱怒,郭春濤被國民黨中央“開除出黨”。1938年,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撤至重慶,郭春濤依然為抗日不懈戰斗。此時,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為駐重慶代表團團長。早年,郭春濤與周恩來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交情甚篤。周恩來到重慶后,就以郭春濤家為據點,以周恩來、董必武為首,和郭春濤、張瀾、陳銘樞、楊杰、楊虎、章伯鈞、姚覺悟組成了對外不公開的九人小組,又叫“九人團”。他們經常在郭春濤家秘密集會,謀劃聯絡各界進步人士開展聯合抗日斗爭。
1939年,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指示王炳南(中共派往重慶的秘密代表)與郭春濤配合,組織“東方文化協會”,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擔任會長、覃振擔任副會長,王炳南、郭春濤、秦德君、李俊龍、胡秋原等為常務理事。郭春濤兼任秘書長主持日常會務。協會成員還有日本反戰同盟、越南、印度、泰國的代表,以及臺灣地區的代表。
郭春濤以“東方文化協會”的合法名義,參與和溝通各種形式的國際抗日活動,協助中共工作。郭春濤將國民黨中央對中共的舉措、國民黨中央對內對外的動向等,從日本共產黨領導人和日本反戰同盟代表中獲得的日軍大本營的動向、日德之間的外交密電,以及被俘日軍高級將領的口供、截獲日軍的文電等重要情報,經過分析整理后通過王炳南及時轉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通過這些情況及時制定對策,有力地牽制和阻撓了蔣介石的分裂投降政策,并為配合國際反法西斯戰爭提供情報。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還都南京,郭春濤經南京到達上海,根據周恩來指示,開始了長達3年的隱蔽戰線斗爭。
架設秘密電臺
1946年內戰爆發后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大批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慘遭屠殺,中共、民盟被迫轉入地下,民聯指定郭春濤為民聯中央與中共的聯系人,周恩來也指派新華日報總編吳克堅與郭春濤建立固定聯系,并指示由郭春濤、吳克堅、徐士可等人組成一個秘密情報系統,通過吳克堅負責的電臺,溝通郭春濤與周恩來的秘密聯系。電臺設在什么地方,是一項至關重要、必須慎之又慎的事情。經過周密考慮,郭春濤認為最危險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想到了時任上海警備司令部司令的楊虎。郭春濤曾經周恩來同意,與楊虎成為“結拜兄弟”,通過這層特殊關系,郭春濤把地下電臺設在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駐所。
在當時血雨腥風的上海,很多共產黨的情報系統被敵人發現,情報人員被殺害,可吳克堅負責的電臺卻安然無恙,從1946年一直堅持到上海解放。通過這條紅色電波,一大批國民黨的重要情報傳給了周恩來。吳克堅曾回憶說:“郭春濤水平高,政治敏銳,工作主動,膽大心細,善做情報工作,起到了以一當十,甚至以一當百的作用。”
策反國民黨部隊起義
江陰炮臺地勢險要,是解放上海的一大阻礙,也是當時軍事策反工作的重點。郭春濤主動承擔了這一任務,他通過朱蘊山的干女兒徐又擎結識了江陰炮臺司令陶洪釗。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郭春濤覺得陶洪釗對蔣介石已完全喪失信心,便鼓勵他棄暗投明。但陶洪釗對共產黨不了解,顧慮重重,提出不向解放軍開炮可以,叛蔣也可以,但要以20根金條為條件,以便今后遠走國外,了卻終生,并請郭春濤轉告共產黨。
郭春濤立即把這一情況匯報給吳克堅,吳克堅通過電臺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批示由上海秘密黨組織出面表態,只要陶洪釗在解放軍進攻上海時不向解放軍開炮,可以用重金交換,并保證他今后的安全或幫助他出走國外。陶洪釗聽完此言,深受感動,毅然決定起義,投向共產黨。
繼江陰炮臺策反成功之后,郭春濤又相繼策動了國民黨“重慶號”軍艦起義、駐上海虹橋機場機械師起義、吳淞要塞司令楊淪治起義,國民黨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艦9艘、艇16艘易幟,為解放上海創造了條件。
郭春濤在上海頻頻的策反活動,引起國民黨當局高度關注,一度把不是中共黨員的郭春濤誤認為是“中共上海地下市長”,敵特機關張貼通緝令遍及上海街頭,懸賞20根金條捉拿郭春濤,后又以20萬美金懸賞捉拿他,并密令特工人員,一旦抓到,可以不經審訊,就地正法。上海秘密黨組織認為郭春濤處境十分危險,建議中央將郭春濤迅速轉移至解放區。
郭春濤置生死于度外,他對吳克堅說:“目前策反工作正進入成熟階段,此時我一旦離開,則將斷線,給策反工作帶來巨大損失,因此請黨組織將我繼續留在上海,如果可能,可將我參加地下工作的兒子送往解放區。”吳克堅當即向周恩來作了請示。周恩來復電說,中央同意郭春濤本人的意見,要求上海秘密黨組織切實做好對郭春濤的保護工作。
此時,上海秘密黨組織派劉紹周去中央匯報工作,當即決定郭春濤的兒子郭志堅隨同啟程,后經天津安全抵達河北省平山縣中共中央駐地,正式參加革命工作。
成功營救張瀾、羅隆基
1949年春夏之交,解放前夕的上海充滿了緊張的氣氛,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奉蔣介石命令,妄圖死守上海,與解放軍決一雌雄。毛人鳳率一大批特務也竄入上海,市內街頭巷尾,到處是軍犬獵狗的狂叫聲,摩托車、警車的轟鳴聲,國民黨反動當局一邊忙著搶運黃金白銀,一邊大肆搜捕中共秘密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
此時,民盟中央主席張瀾、民盟中央常委羅隆基因病正住在虹橋療養院。蔣介石密令上海警察局局長毛森,嚴密監視張瀾、羅隆基的活動,必要時加以處決。中共中央得知這一消息后,當即由周恩來電示上海黨組織,指示他們將這一任務交給郭春濤,通過他與楊虎的特殊關系組織營救。郭春濤接受任務后,火速找到楊虎進行策劃,決定動用警力,采取提押“人犯”的辦法進行秘密營救。楊虎把這一任務交給最為信任的老部下、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三大隊副大隊長閻錦文執行。閻錦文驅車前往虹橋療養院,向張瀾、羅隆基說明情況,希望他們配合行動。張瀾、羅隆基怕入圈套,未能答應。
5月14日,國民黨保密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到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三大隊,命令閻錦文以轉移為名,把張瀾、羅隆基處決,然后綁石沉江。楊虎接到閻錦文的報告后,覺得事不宜遲,必須盡快決斷。閻錦文再次前往療養院,說明情況緊急和郭春濤、楊虎之意,并撥通了楊虎家的電話讓張瀾、羅隆基通話詢問,張瀾、羅隆基這才深信不疑。
5月24日,王新衡命令閻錦文當晚10時執行處決計劃。楊虎決定將計就計,晚上9時剛過,讓閻錦文率莊儒伶、潘云龍兩名隊員,全副武裝,駕駛警車直奔虹橋療養院,在病房前戛然剎住,然后跑步上樓,沖進206病房,拔出手槍,厲聲喝道:“張瀾、羅隆基快起來,跟我們走!”隨后,莊儒伶、潘云龍一人押著一個走出了病房,將張瀾、羅隆基塞進警車,風馳般奔去。閻錦文手持特別通行證,熟記當晚口令,躲過了途中崗哨和巡邏隊一次又一次的盤查,把張瀾、羅隆基送到了預定的安全地點,至此兩人虎口脫險。蔣介石聞此消息,氣得暴跳如雷,指著毛森大罵:“盡是一堆飯桶!”
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郭春濤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籌備會議。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郭春濤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擔任政協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提名,郭春濤相繼出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主任。
1950年6月30日,郭春濤與世長辭,享年52歲。7月9日,政務院在京舉行“郭春濤同志追悼大會”,周恩來在悼詞中高度評價了郭春濤同志的一生,稱贊他在“上海解放前,對于地下策反工作,貢獻頗大”,并親筆題寫了郭春濤的墓碑。
郭春濤生前,在與長子郭志堅的一次談話中說:“我一生最終信仰馬克思主義,也相信只有共產黨能救苦難的中國……你問我為什么不參加共產黨?我曾和共產黨的朋友表示過入黨的意愿,他們后來給我的回答是‘中央的意見,你在黨外比在黨內的作用大’。所以,我只好做一個黨外的布爾什維克了。”
郭春濤的一生,是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無私奉獻的一生,他是當之無愧的“黨外布爾什維克”。
(王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