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濟深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早年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黃埔軍校創立后,蔣介石任校長,李濟深任副校長。李濟深對黃埔建校、建軍,對大元帥府和國民政府發動的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取得重要建樹,但是李濟深一直得不到蔣介石的信任且備受其排擠。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蔣介石在殘酷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同時,對各種與他持不同政見或不屬于其一派的人士,也以種種手段予以排擠。李濟深于1929年被蔣介石囚禁于南京湯山,就是典型的一例。李濟深由此一步步脫離了蔣介石陣營,組織領導革命民主運動,走上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道路。
李濟深的思想轉變和人生道路的轉折,是由多種因素促成的。通過閱讀和分析史料,大致可以梳理出其思想和人生道路的轉折,主要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他從事抗日民主運動的過程中,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下逐漸完成的。
1944年,廣西桂林淪陷后,李濟深不愿按照蔣介石的意圖,到重慶就任軍事參議院長,而是回到他的故鄉廣西蒼梧,大力組織民眾抗日活動。同年9月7日,周恩來電示中共廣東省“臨委”:“一旦粵漢路被打通,應堅持廣東半獨立的局面,以影響李任潮(李濟深)的民主運動,能如此,我們必予以贊助,并切實合作?!睘榱素瀼剡@一指示,中共廣東省“臨委”及黨領導的東江縱隊與李濟深頻頻聯絡,雙方派出的代表,絡繹于途。共產黨人并打算在西南敵后及半淪陷區建立以李濟深為首的抗日民主政權。至抗戰勝利前夕,中共中央還決定在南方成立以李濟深為司令,以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為主力的“華南民主聯軍”,開辟五嶺抗日根據地,準備在條件成熟之時,團結各種抗日力量,一舉反攻廣州。
圍繞以上開辟五嶺抗日根據地、建立西南抗日政權和“華南民主聯軍”的計劃,共產黨人和各抗日人士通力合作,策劃、發動了多宗重大的舉措。諸如,1944年秋冬廣東“三羅抗日民眾武力指揮部”和抗日民主政權的成立;1945年1月14日,廣東吳川、化縣、廉江抗日武裝起義;1月底,廣東茂名、電白、信宜起義;2月,欽州、廉州四屬起義等;此外,粵中抗日游擊隊西進,八路軍三五九旅(即王震、王首道部隊)南下,“東縱”“珠縱”北上等。后來,日本宣布投降,抗戰勝利結束,上述建立“華南民主聯軍”的計劃未能繼續執行。雖然如此,但中國共產黨與李濟深合作開辟五嶺抗日根據地的歷史意義,則是不應被淹沒的。
當時,廣東共產黨組織派往李濟深處的代表是李嘉人(新中國成立后任廣東省副省長、中山大學校長);李濟深派往“東縱”的代表是陳殘云(共產黨員、著名作家)、李伯球(著名愛國民主人士);而在三羅地區組建抗日武裝和從事黨的工作的,有唐章(三羅地區共產黨組織負責人)等人;出現在李濟深身邊的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還有狄超白(著名經濟學家,時任中共桂林文委書記)、梁漱溟等。這些人很多寫了有關文章和回憶錄。20世紀70年代,筆者與陳殘云在廣東文化部門工作,短期共事,曾親聽這位作家講過李濟深與共產黨人聯系、合作的故事,還讀過他寫的有關文章。
在此之前,李濟深于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隨后在香港、廣西開展過一系列民主運動,這是李濟深生平重要的節點;然而,與共產黨人實實在在的接觸、聯系和合作,則是在這一時間段開始的。當時,李濟深處境艱危,不但政治上備受蔣介石的打壓和迫害,經濟上也很困難。共產黨人在政治上信任李濟深,據三羅地區民眾武裝指揮部參謀長李鎮靖說,毛澤東在來電中說,“華南民主聯軍”司令一職,“非君(李濟深)莫屬”。中共并決定將“東縱”“珠縱”交李濟深指揮。在經濟上,對李濟深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支持。當陳殘云、李伯球代表李濟深到東江羅浮山(“東縱”司令部所在地)聯絡時,東江縱隊領導人派其二人帶了一斤黃金和一斤人參,轉交給李濟深。眾所周知,當時“東縱”的經濟狀況也是極為困難的。共產黨人在此時給予李濟深政治上的信任和軍事、經濟上的援助,對李濟深應有很大的觸動。1945年4月,李濟深到三羅地區考察時說:不要對國民黨“有幻想”。同時,他又對共產黨組織的抗日武裝給予了贊揚,說“你們是真正抗日的!”可知他的思想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從以往在“反蔣”和民主運動中的思想共鳴、目標一致和人員聯絡,發展到在抗日旗幟下雙方切實的合作,并且已經進展到共同策劃組建抗日軍隊、建立抗日政權、開辟五嶺抗日根據地的實踐層面。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香港,李濟深無疑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面旗幟。在李濟深的組織、領導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于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之后,李濟深堅決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毅然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協,參與創建新中國的偉大事業。這是李濟深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擇,是他人生中最亮麗的光點。而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正是李濟深長期從事愛國民主運動的繼續,特別是與抗戰后期同共產黨人合作經歷密切關聯著的。
(來源:團結報)